太原合同纠纷律师

　　原告杨X辉因与被告中国A航空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A航公司)、上海B航空服务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B公司)发生客运合同纠纷，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　　原告杨X辉诉称：春节前为与校友聚会，我通过电话向被告B公司预订一张去厦门的机票，并言明要在上海虹桥机场登机。B公司工作人员第二天送票上门时，没有特别说明登机的地点不是虹桥，机票上载明的出发地是“上海PVG" 。当我按时赶到虹桥机场时，才发现此次航班是在浦东机场乘坐。我当即要求A航公司驻虹桥机场的办事处签转，办事处工作人员说这是九折购买的机票，不能签转，可以退票后改乘其他航班。不得已我申请退票，同时购买了当日另一航班的全价机票，在机场滞留了六小时之久才到了厦门。返回上海后，我到A航公司办理退票手续，又被告知按规定只能退还票面金额的80%。我认为，我退票和不得不在机场滞留六小时，完全是被告不明确告知乘机地点造成的。二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。请求判令二被告给我退还全额机票款770元，赔偿我的经济损失700元，判令二被告在其出售的机票上标明机场名称。　　被告A航公司辩称：按照中国民航总局的规定，A航公司的机票都是使用自动打票机填开。自动打票机无法在机票上打印中文机场名称，故用机场代码PVG标明。作为承运人，A航公司已尽到自己的义务，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。　　被告B公司辩称：本公司代销的机票上用代码PVG标明了机场名称，这是严格按照中国民航总局的规定进行的操作。机票上没有以中文标明机场名称，并非被告的责任。原告是上海人，应当知道上海有两个机场，机票上有PVG和SHA的区别。不知道PVG和SHA代表哪一个机场，可以通过电话询问。原告声称未乘坐此次航班，是因机票上没有机场的中文名称，但没有以证据来证明这两件事之间的因果关系，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。　　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：　　被告B公司是机票销售代理商。原告杨X辉在B公司购买被告A航公司的上海至厦门九折机票一张。机票载明：出发地是上海PVG，出发时间是2003年1月30日16时10分，票价770元，不得签转。机票上还载明航空旅客须知，其中有“在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前2小时以内要求退票，收取客票价20%的退票费”等内容。杨X辉到上海虹桥机场出示这张机票时，机场工作人员告知其应到上海浦东机场乘坐该航班。因已来不及赶赴浦东机场，杨X辉要求签转，又被告知其所持机票是打折购买的机票，不得签转。15时零4分，杨X辉在A航公司驻虹桥机场办事处办理了申请退票的手续，并以850元购买了当日21时上海至厦门的全价机票。返回上海后，杨X辉主张全额退还票款，A航公司让其到B公司退票，而B公司则表示要退票必须按票价的20%扣除手续费，要全额退还票款只能由出票人A航公司办理。杨X辉认为A航公司、B公司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其合法权益，为此提起诉讼。　　另查明，中国民航总局曾于2000年4月下发《关于各航空公司2000年全部使用自动打票机填开旅客客票的通知》，要求国内各航空公司均应在2000年内安装BSP自动打票机，今后全部使用自动打票机填开旅客客票，废除手写机票。　　上述事实，有双方当事人陈述、上海至厦门机票两张、中国民航总局《关于各航空公司2000年全部使用自动打票机填开旅客客票的通知》等证据证实。　　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认为：　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：“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，旅客、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。”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：“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，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。”原告杨X辉为从上海赴厦门，购买了被告A航公司的客运机票，客运机票是客运合同成立的凭据。自杨X辉取得A航公司的客运机票时起，杨X辉与A航公司之间的客运合同即告成立，杨X辉与A航公司是该客运合同的主体。被告B公司只是根据代理合同为A航公司代销客运机票，并非客运合同的主体。　　合同义务有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之分。给付义务是债务人根据合同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，附随义务是在给付义务以外，为保证债权人利益的实现而需债务人履行的其他义务。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，根据合同的性质、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、协助、保密等义务。”这是合同法对附随义务作出的规定。在客运合同中，明白无误地向旅客通知运输事项，就是承运人应尽的附随义务。只有承运人正确履行了这一附随义务，旅客才能于约定的时间到约定的地点集合，等待乘坐约定的航空工具。上海有虹桥、浦东两大机场，确实为上海公民皆知。但这两个机场的专用代号SHA、PVG，却并非上海公民均能通晓。作为承运人的被告A航公司，应当根据这一具体情况，在出售的机票上以我国通用文字清晰明白地标明机场名称，或以其他足以使旅客通晓的方式作出说明。A航公司在机票上仅以“上海PVG”来标识上海浦东机场，以致原告杨X辉因不能识别而未在约定的时间乘坐上约定的航空工具，A航公司应承担履行附随义务不当的过错责任。自动打票机并非不能打印中文，机票上打印的“上海”、“厦门”等字，便是证明。虽然“全部使用自动打票机填开机票”是中国民航总局的规定，但怎样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去执行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定，使执行规定的结果能更好地为旅客提供服务，更好地履行承运方在承运合同中的义务，却是作为承运人的A航公司应尽的职责。A航公司关于是“按照中国民航总局的规定使用自动打票机填开”、“自动打票机无法在机票上打印中文机场名称，故用机场代码PVG标明”、“作为承运人已尽到义务”的辩解理由，不能成立。　　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九条规定：“承运人应当按照客票载明的时间和班次运输旅客。承运人迟延运输的，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或者退票。”原告杨X辉持机场名称标识不明的机票，未能如期履行。参照迟延运输的处理办法，被告A航公司应负责全额退票，并对旅客为抵达目的地而增加的支出进行赔偿。除此以外，杨X辉提出请求赔偿的其他损失，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，不予支持。